生日 ▪ 感念 ▪ 余伯母 ……

在孙青向我祝贺生日的电话中，我对她说，我们楼上的小胖妞（贵阳来的17、8岁的女孩儿）很可爱，见了我总是甜甜地叫我“孙伯伯”，看我提着东西她就会紧几步走上来说：“孙伯伯，要不要我帮你啊？”每逢这时，我都会想到余伯母。在今天这个日子就更会想到余伯母了。

那时候，妈妈教我认院子里的人，尊敬的称呼他们吴伯母（吴凤恰的妈妈）、郭伯母（郭立宇志宏佳宜的妈妈）、王婶（王德波涛的妈妈）……这些人当中，让我记忆最深、叫得最亲的就是余伯母。为什么呢？

因为妈妈同时告诉我：我是余伯母接生的。

只是这短短的一句话，余伯母就成了我心目中最了不起、最有功劳的人。我的印象跟妈妈对她的敬重有直接的关系。妈妈见了余伯母比见了别人谁都客气，总是要多说上几句，还经常讲些感谢的话。是啊，妈妈生养我们兄弟姐妹这么多，当中我、孙武、孙李都是她亲手接生的。——她一次次保证了母子平安，由此有了我们的幸福人生。日常，余伯母对妈妈对我们家也是多有关照和施让。余伯母看我们跟看别的孩子的眼神都不同，是那种特别在意、特别慈爱、特别关切的，现在想着，心，都有一钟要融化了的感觉。这么多年多去了，还是忘不了她的形象，圆而稍大的脸上，浅浅地印着一些雀斑，总是带着慈蔼和善的笑容，她和妈妈一样，总爱系一条白色的纱巾，很好看，这也许是那时候的一种时尚。

我对孙青说，我之所以对余伯母印象深，还因为挨饿那些年，每逢春节，余伯母都会给我们送糖块儿来，一个牛皮纸口袋，里面花花绿绿的，硬糖居多，间或有一些我最爱吃的“高粱饴”、“大虾酥”，还有当时很少见的奶糖。就是在平常，余伯母也会给我们送些水果什么的。

妈妈每次都是再三地感谢：你看看，这些孩子，总让您惦记！

余伯母这时候就会说：孩子们长得多好，多懂事啊，老远的，就余伯母余伯母地叫着，还帮我拎菜，拿东西……

那时，感觉余伯母特别心疼妈妈似的，听她跟妈妈说过，唉，你带着这么多孩子，个个都带得这么好，真不容易！

孙青听我讲了这些感叹：这些事我怎么不记得了呢！

我想说——我多有幸啊，那些感人的话感人的事都让我听着了、经历了！——但没说。心想着别再加剧她的遗憾了。再说了，她不是余伯母接生的。

现在，听楼上小胖妞唤我，我似乎能体会到当年余伯母听到我召唤她时的感受了，她的心里一定是甜滋滋、喜滋滋的，更何况，召唤她的是她亲手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孩子啊！我想，余伯母一定还有另一种欣慰。因为余伯伯当时扣着“反党发社会主义大右派”的帽子呢，沉重的大帽子也压在余伯母的心上啊，因此她在人前是抬不起头来的，是笑不出声来的，她在吉大校医院埋头工作着，带着无比沉重的负担，唯有回到家、回到院子里，见到我们这些她亲手接生的对她格外亲昵的孩子，见到妈妈那些得到过她的拯救、抚慰而感恩于她的人，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真挚的尊重和无限的感激的时候，她的内心才有了温暖，有了阳光……

情感需要出口，爱意需要表达，得到需要回馈，于是……

由此及彼，见到小胖妞我也有了这样的比照。一代一代，也许就是这样。

接受是快乐的。

付出也是快乐的。

对余伯母印象深还有一个原因，她有一个学习非常好、非常有礼貌的儿子余理华。妈妈还让我们向他学习。余理华应该长二哥孙奚几岁。1978年，他跟孙奚一样参加了“文革”后第一届研究生招考，在所有（那一片？）考生中他的英语成绩最好，第一名（第二名就是孙奚，两人相差了近40分呢！

写到这，终于想起余伯母的名字——李宝环，是因为耳边响起了妈妈跟王婶唠嗑的声音：李宝环……

到网上看看去？

嘿，真看见了余伯母的名字——李宝环！虽然，是在介绍余伯伯的文字中，却也令人兴奋。

说到这，感到很歉疚，“文革”中，见余伯伯挨斗被逼跪在三条腿的板凳上，“呼嗵”一下摔倒，我甚至没有产生特别的怜悯和同情……嗨，可那时，我们知道什么啊！

摘一点文字以告慰余伯母、余伯伯吧：

1939年1月，余瑞璜到了昆明。在这里，他度过了艰苦的抗战时期。那时，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们生活都非常艰苦，他家靠着夫人李宝环女士经常为人家接生补贴一些收入，才得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

那么，余伯母（李宝环）又是怎么到长春的呢？

请看这一段文字：

1952年，余瑞璜根据国家要在东北建立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的需要，离开了居住和工作过多年的清华园，来到长春筹建东北人民大学（后改名吉林大学）物理系。……正是在余瑞璜以及霍秉权、郑建宣、朱光亚、吴式枢、苟清泉等以及全系师生员工的努力下，到1957年吉林大学物理系已在国内颇有声望。1957 年他在政治上遭受灾难，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……却将精力完全集中到科学研究工作上去，开始进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二项重大的科研项目的研究。1952年　以后任吉林大学物理系教授。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（院士）。